每當這時，她就會陷入長久的沉默。手里的毛衣針停下來，眼神穿過北方干燥帶有煤灰味的空氣，落在一片我看不到的虛空里。

        后來我長大了，從她的眼淚、無端的哀愁，以及鄰居大嬸們磕著瓜子時的閑話中，拼湊出了那個她不愿提及的真相。她是為了愛情，從水草豐美的南方遠嫁到干燥粗糲的北方的。為了這份愛，她賭氣和父母斷絕了關系，像一株被強行移栽的蘭花，硬生生地扎根在了黃土里。

        她和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。在那個家屬院里，別的女人聚在一起罵街、打麻將，她卻會在做完飯后，坐在陽臺上讀幾頁發黃的。她上過初中，甚至會講一兩句蹩腳的英文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她的愛情沒有辜負她。

        至少在九十年代的那些黑白底片里沒有。

        父親那時還是個鋼鐵廠的技術員，穿著漿洗得發白的工裝，騎著一輛永久牌自行車。冬天下大雪，他會把母親裹進他那件巨大的軍大衣里，兩個人像一只笨拙的企鵝，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地走。母親說，那時候父親會省下一個月的煙錢，給她買一盒雪花膏；會因為她隨口說了一句“想家”，就跑遍半個城去買并不正宗的南方米糕。

        直到三年前。

        父親為了一個所謂的“機會”，那個被吹得天花亂墜的“下海”狂潮，大刀闊斧地變賣了家產，把全家橫掃到了這個南方小城。

        水土不服的不只是人，還有命。

        投資失敗就像一場泥石流，瞬間沖垮了這個搖搖欲墜的小家。父親從那個意氣風發的技術員，變成了酒桌上點頭哈腰的喪家犬，最后變成了家里暴戾的暴君。他把在外面的無能狂怒全部傾瀉在家里。他開始酗酒開始疑神疑鬼，指著母親的鼻子罵她是“掃把星”，罵她那種看書的清高是“裝樣子給野男人看”。

        那個曾經會在雪地里裹著她的男人死了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個會在深夜醉醺醺地回來，拽著母親的頭發把她拖進臥室的野獸。他會把收音機開到最大聲，放著那個年代流行的港臺情歌，然后在那甜膩的“甜蜜蜜”里，我聽見拳頭悶在肉上的聲音，聽見母親為了不讓我聽見而死死咬住被角的嗚咽。

        我常常在半夜聽到浴室里傳來的水聲，夾雜著母親壓抑的、破碎的哭聲。她在那里面一遍遍地搓洗身體，像是要洗掉一層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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