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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京的秋天是從一杯過涼的啤酒開始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尚衡隸盯著桌上那杯金黃液體，杯壁凝著細密水珠，像讓人心生憐憫眼淚。

        晚上八點十七分，六本木的一間會員制酒吧深處，爵士樂剛好切到《》的鋼琴前奏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所以，”她抬眼，聲音比酒還涼，“您是說，貴黨的‘亞洲安全新構想’，其實需要一份‘風險評估報告’來論證其必要性？”

        對面坐著的男人叫渡邊，五十歲上下，是自民黨政策調查會的副干事長。他的領帶是標準的政客藍，領帶夾上印著某個高爾夫俱樂部的徽章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尚教授理解得很快。”渡邊微笑，眼角擠出兩道恰到好處的紋路，“畢竟您是這方面的專家。我們需要的是一份……有說服力的文件。能讓人一看就明白，‘為什么現在是時候了’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尚衡隸沒接話。她伸出左手——戴著及腕的黑色羊皮手套，拿起酒杯，沒有喝，只是透過玻璃看吧臺后方陳列的威士忌。燈光在琥珀色液體里折出暖黃的光暈。

        “預算。”她放下杯子，杯底碰著大理石臺面，清脆一響，“我需要知道委員會能批多少研究經費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渡邊報了個數字。

        她嘴角很輕地扯了一下，像是聽到一個不怎么好笑的冷笑話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渡邊先生，這個數字大概夠我請兩個研究生做文獻綜述。但您要的是能拿到國會預算特別委員會上拍桌子的東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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