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賺了錢干嘛？買花裙子？還是去曼谷買那種帶鉆的包？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不。”她搖搖頭，眼神陡然變得凝重，像在宣讀作戰計劃，“我要攢錢，買一張最好的車票，那種能躺著睡到清邁的車票，一路上我要吃最貴的便當。然后去買一把刀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她舉起空著的那只手，在空氣中橫向一劃，比劃了一個抹脖子的動作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要趁那個死老頭子喝醉了睡死的時候，把他殺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她的語調平淡得像是在討論下午要去哪個攤位買椰子，帶著一種孩童般的、不顧后果的爛漫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殺了他，我就能把阿媽接出來。帶她來芭提雅，帶她看海。給她買那種最大的、帶涼臺的房子，天天給她吃燕窩。到時候，我就告訴她，我是她女兒，我是娜娜。我把那個打她的男人殺掉了，她再也不用怕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我盯著她。

        昏暗的燈光從她頭頂垂下，在她的鼻梁一側打下一小片陰影。她的眼神清亮，沒有任何關于犯罪或道德的負罪感。在她的世界觀里，邏輯是單線且垂直的：父親是疼痛的源頭，母親是愛的終點，刀是連接這兩者的捷徑。

        這棟樓里住滿了虛與委蛇的人。阿萍在床上扮演圣女，小蝶在門口扮演女兒，客人們在尋找一種廉價的溫情。唯有娜娜，在這個最熱、最窄、最臟的頂層，坦蕩地宣告她的殺意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伸出手，用力擰了一下她那張帶著嬰兒肥的圓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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