幸福的時光總是短暫的，年幼的孩童不論如何向夕陽伸手，都只能任由日光退去，留下深紅的殘骸。

        他與父母的快樂記憶很快被死亡吞噬，那些日子沒能留下任何的紀念品。影像、日記、照片、朋友的言語……他們沒能留下任何東西。正式場合里只有來自陌生人的夸耀與父母矜持的鼓勵。而曾見證一切的保姆也不知何時消失于世界的某一方。她也沒能留下行蹤記錄，就這么突兀的、宛如輕煙一樣消失了。楊懷朔甚至不記得她的樣子。她喜歡笑嗎？她年輕嗎？她有一雙巧手嗎？

        記不得、記不住。孩子的記憶本就模糊不清，就連自己與父母相處的時日都逐漸被染上個人色彩。他們或許只是回家吃了一頓飯，他們或許只是例行公事地與孩子玩耍。而當時的一切言辭與動作都是楊懷朔自己想象出來的。因為父母同事以及周邊鄰居提供的證言只有“他們不常在家，反而是作為爺爺的楊蘇棣帶著孩子”。他們普遍認為楊懷朔是被他的父母放養了。因為，送楊懷朔上學的是司機。給他做飯的是保姆。周末陪他出去鍛煉身體的是楊蘇棣。

        身為父母的楊少羲與謝佩苓無疑是十分失職的。他們往往一個月才回來一次，并且最多停留一個晚上。

        唯一可以作為證據的只有散落一地的搖籃以及里面的玩具。

        “真可憐。”戴著面具的人說。

        “為什么他還活著？”戴著面具的人說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案發時他不在現場還真是幸運啊。”戴著面具的人說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他不是在現場嗎？只是不知道為什么兇手沒有殺他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兇手是誰？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不知道。大概是一些組織的極端分子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他們得罪的勢力太多了，哪一家都不奇怪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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